北京工商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白津夫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形成规模和速度优势，正面临全面优化升级和深度融合发展。要认清大势，把握机遇，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技术基础支撑，营造更好发展环境，高水平统筹发展与监管，着力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一、完善数字经济体系

一是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支撑体系。这是数字经济的底层逻辑和发展根基。有专家指出：以5G、集成电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演进、交叉融合，促使“技术—产业”交互迭代效应持续增强，正在深刻改变全球技术产业体系，并强有力地支撑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要适应这一趋势性变化，“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要加大关键技术创新力度，聚焦网络信息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重点发力，加快实现重点突破和体系化提升，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是构建平台体系。这是数字经济的基本形态，也是数字化的神经中枢。通过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高水平互联互通，放大融通发展效应。既要规范发展以在线基础设施支持市场交换的交易平台，这是数字经济最为活跃的部分。这方面我国发展迅速、表现亮眼，广泛渗透到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同时，还要重点发展以操作系统或技术标准支持的专业平台，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点。例如工业互联网平台，突出平台化设计、智能化创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为特色，实现精准匹配供给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方向，跨领域、跨时空融通发展。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还会涌现一些新的平台，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不断丰富发展平台体系，优化体系结构、强化体系功能，放大体系优势。

三是完善数字产业体系。依托数字核心企业形成产业关联体系和数字产业集群，这是数字经济的主体支撑和活力源泉。数字经济优势取决于数字核心企业和数字产业集群聚合能力，在此基础上，促进形成数字产业链供应链。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要在这方面实现新突破，因为我国数字经济虽然具有速度优势，也形成一定规模。但数字核心企业不强，数字产业集群优势不明显，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的短板所在。长此下去，将会严重制约数字经济发展进程和水平。

四是完善数据资源体系。依托数据要素确权、交易主体、定价机制、交易市场、交易监管机构等，构建数据权属与收益制度体系、数据定价交易市场体系、数据共享与安全隐私保护体系、数据技术标准与基础设施支撑体系、数据市场开放体系。我国具有海量数据资源优势，但要把存量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还需要加快完善数字资源体系，推动数字资产化进程，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数据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

这是当前数字化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点所在。因为只有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才能真正释放数字经济的潜能，更好发挥优势，优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反差

从现实发展看，产业数字化快速推进，与数字产业化形成一定反差，这是当下数字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这与数字经济成长阶段、统计体系分类、产业数字化量大面广以及数字产业化的技术约束有一定相关性。

其一，从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看，产业数字化占比逐步提升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常态，并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有数据表明，2019年全球产业数字化占全球GDP比重为35.0%，占数字经济比重达到84.3%。我国的情况大体相似，2019年产业数字化规模为28.8万亿元，在我国GDP中的占比29%，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80.2%。可见，产业数字化领先增长具有一定代表性。

其二，从统计体系分类看，在原来的统计体系中，产业数字化并没有明确分类和界定，基本上是援用约定俗成的统计分类，实际应用的差异性比较大。正是因为如此，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进一步明确了相关统计分类，这将有助于进行正确统计分析，也将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格局带来一定程度影响。

其三，按照新的统计分类，数字产业化内容进一步扩大，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四大类。其中数字服务业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这在提高数字产业化占比的同时，也反映出我国数字产业化的差距。腾讯金融研究院资料显示：美国数字经济产业增加值整体上高于中国，截至2020年，中美之间仍存在1.8至2.5万亿元的差距。不仅如此，我国在数字服务应用上差距更加明显，美国数字服务应用占比接近80%，我国服务应用占比不到50%；我国数字服务应用增加值低于美国4.5万亿元。

其四，我国产业数字化量大面广，主要是大量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的群体数字化效应。随着新的统计分类把数字产品制造业界定为数字产业化范畴，以及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到一定阶段，产业数字化规模增长态势也将趋缓，而数字产业化将快速增长，两者的协同效应将进一步放大。

（二）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条件差异

从实践看，无论是产业数字化还是数字产业化都是通过主体和载体实现的，而其中主体和载体间的差异，加上平台和技术条件差异，导致这“两化”差异加大。

首先，从主体看，我国进入全球前十的互联网公司为2家，美国8家。我们的公司市值从2017年底的22%持续下滑至目前的16%，而美国的公司市值由78%上升至84%。从代表公司看，苹果的市值在2014年底低于我国当时最大的3家公司（阿里、腾讯、百度）之和，现在则超过最大的6家公司（阿里、腾讯、美团、京东、拼多多、网易）之和；亚马逊的市值在2014年底远低于阿里巴巴，现在则相当于我国最大的3家公司之和。

其次，从平台看，这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重要载体。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在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中，美国和中国分别占据市值的前两位，美国占68%，中国占22%。

其三，从技术看，中美两国在半导体、操作系统、云计算等底层技术和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已是共识。我们不仅存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而且在核心技术创新以及技术市场化上，也不能完全适应竞争发展需要。

其四，从运行看，我国存在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失衡。我国消费互联网一枝独秀，甚至存在过度消费化、过度娱乐化倾向。产业互联网则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美国则是以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并进”的方式向前发展。

如果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度长期失衡，既难以形成相互有效支撑，甚至还会形成相互掣肘。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遵循数字经济发展规律，作好协同发展这篇大文章。

（三）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重点

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重要的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这不是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而是相互间的深度融合。1.深化产业链合作，推动产业体系重构。2.通过平台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形成平台化产业生态。3.推动人工智能同各类产业融合，推进“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4.通过场景化融合，推动形成新业态、新服务。

三、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数字经济是创新产物，更需要创新发展。通过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新业态、丰富新场景，不断创造数字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开拓数字化新空间，培育发展新优势。这里特别强调两个方面：

（一）发展数字贸易。数字贸易的突出特征就是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数字贸易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推动各领域创新。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口径测算，2020年我国可数字贸易规模达2947.6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44.5%。预计到2025年，规模将超过4000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50%左右。数字贸易推动经贸格局变化，也进一步推动完善数字经济体系。

（二）发展数字消费。“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信息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这是畅通经济循环的关键之举，也是消费创新的必由之路。其中数字消费是重中之重，对于重构消费逻辑、引领消费趋势、优化消费结构、放大消费功能、推动消费革命具有重大意义。

数字消费既包括数字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化，也包括传统消费业态的数字化。

从内容看：数字消费正在快速迈向“云消费”时代，以生活消费全数字、线上线下结合为特征，以新媒传播为载体，即“双微一抖”（微信、微博、抖音），通过内容营销和场景营销引爆消费。

从形式看：从直播带货、网红销售的流量经济到“云消费”、“码经济”，突破时间与空间、商品与服务的界限，更加精准对接供给需求。同时，通过现实场景和虚拟场景营造，让消费者实现场景体验，从而激发消费需求。

特别是，随着数字支付和数字人民币使用，进一步强化数字消费的影响力，放大数字消费的空间。如数字人民币的“双离线”功能、便捷高效安全特点，推动数字消费快速发展，并且以强大的扩散力，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更深层次上推动消费创新。

从发展重点看：

一是要适应消费趋势变化，积极发展新消费，确立数字消费战略，总体规划布局，整合内外资源，加快形成数字消费新优势。

二是引进国内外知名企业，合力推进消费市场建设，打造数字消费集群优势，推动形成数字消费新格局。

三是营造数字消费生态。培育数字消费主体，形成消费新势力；打造数字消费载体，形成数字消费集聚区。

四是探索建立“数字货币区”，促进数字人民币率先落地应用，支持数字消费走深走实。

五是建立数字消费文化。营造数字消费场景，形成社会共识，实现消费者更广泛的认识、认知、认同，构建起数字消费强大社会氛围和持续发展的文化效应

四、缩小数字鸿沟构建数字合作格局

发展数字经济主旨是缩小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弥合发展不平衡，缩小数字鸿沟，实现更深层次的协同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要义是共生协同，更加要求多领域的联系合作，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从而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然而，在现实发展过程中，数字鸿沟逐渐显现。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数字经济正加快发展，但数字鸿沟也在加深。要创造条件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着力消除数字壁垒、减少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一是构建数字合作格局。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数字化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推动形成更广泛的数字合格格局。这将从根本上缩小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发展。

二是推进高水平互联互通。推动多领域、全方位合作，深化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建设，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模式，实现共生协同，共享发展新机会、合作新红利。

三是增强主体的数字意识和能力。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营造良好数字氛围，提供公平发展机会，让民众广泛参与到数字化中来，合力推进数字化发展。

四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更深层次的交流合作。通过“数字丝路”、“丝路电商”等方式，打通物流堵点，畅通经济循环，让“一带一路”真正成为增长之路、减贫之路，让共建国家人民不断增强获得感。

五、促进数字经济规范发展

（一）发展与规范的原则。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这指明了发展与规范的原则和重点。

首先，要明确发展和规范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方面，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不能有失偏颇、畸轻畸重。

其次，要在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发展是前提，有发展才有规范，没有发展，规范就无从谈起；规范是保障，有规范才能健康发展，没有规范，发展就无矩可循。

再次，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发展而不是相反，一切以有利于更好发展为原则，既不能无视监管放任发展，也不能让监管成为发展的桎梏。

（二）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

构建适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监管治理体系，推动监管治理创新，提高监管治理水平，确保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1.明确规则、划出底线，建立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同时，要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

2.改进和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实现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3.主体自律和社会监督相结合。一方面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另一方面，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4.以高水平互联互通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发展。互联互通是数字经济的基本形态，是实现机会公平的重要举措。通过相互联通打破各种形式的垄断壁垒，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跨界融合，防止为追求过度竞争而损害市场公平。

5.以发展为导向创新监管理念。数字经济是新的经济形态，没有现成的监管模式，需要全面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以适应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要求。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既不能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先行划定规则，再放开发展。也不能先放任发展，然后再加以规范，这两种方式都会付出较大的成本。监管创新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区分不同情况，采取差异化监管。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既存区域性差异，也存在进程的不一致。所以，要强化精准化、精细化监管，以利于更好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此文为白津夫教授在2021年11月4日举办的数字经济圆桌论坛之二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