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并将“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确立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不仅重构了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的基本生态，更在深层次上改变着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作用机制。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技术革新的“变量”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网络“流量”中凝聚价值共识，成为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推动文化创新的时代意义

建设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指通过先进思想观念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价值共识、推动文化创新创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关乎文化主体性的维系与巩固。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下，文化认同的构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既创造了文化传播的便利条件，也带来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身份认同焦虑。通过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在数字空间中构建了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文化标识系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本质特色的同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过程不是简单的文化拼接，而是在数字文明背景下对文化基因的重新编码与价值重构。

为民族复兴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撑。数字时代的文化思想引领力通过构建共同的价值坐标与意义体系，为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力量。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数字敦煌等项目的实施，不仅实现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赋能重构了文化认同的生成机制，使传统文化资源成为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需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数字平台的算法分发机制重构了信息传播的权力结构，算法通过控制信息流动的次序、频率与范围，在深层次上塑造着受众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在这种背景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面临着“信息茧房”等多重挑战。只有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文化思想引领体系，才能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数字技术的影响

在数字时代，文化的理论阐释力、价值凝聚力、实践指导力的实现方式与作用机制均发生深刻变革。

算法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社交网络关系、内容热度指标等多维参数的加权运算，构建了个性化的信息环境，导致“信息茧房”效应不断强化。一方面使用户沉浸在自我强化的认知闭环中，另一方面则加剧了社会圈层的分化与对立。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个别平台企业为追求用户黏性与流量变现，往往倾向于放大泛娱乐化、情绪化的内容，而使具有深度思想价值的内容被边缘化。这种结构性矛盾导致优质文化内容的传播效能被削弱，受众减少，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面临挑战。

数字技术对文化创作生态产生深刻影响，导致文化生产出现“技术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倾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虽然提升了文化生产的效率，但其训练数据中可能隐含着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相悖的思想，可能导致中华文化符号在数字转译过程中出现意义偏差。文化创作者在适应平台算法规则的过程中，容易形成“算法迎合”的创作习惯，将点击率、互动数据等量化指标作为创作的主要导向，从而弱化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价值引领功能。这种“技术依赖”现象反映的是文化生产领域中“技术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其深层后果是文化作品数量繁荣与思想高度匮乏并存。

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也给文化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借助算法的精准推送，以更加隐蔽的方式解构主流价值观念。通过游戏、影视、社交媒体等数字化载体，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得以潜移默化的传播，对文化安全构成潜在风险。

在国际传播方面，数字技术的不对称性发展不利于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西方国家凭借其在算法技术、平台建设与标准制定方面的先发优势，持续强化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渗透。中文语料库在国际算法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导致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面临“传不出去”或“文化误读”的困境。尽管部分文化产品通过数字化渠道实现“出海”，但尚未形成与中国文明地位相匹配的叙事体系。

推进文化发展的实践路径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系统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推进文化治理的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要持续完善算法治理制度架构，建立算法伦理审查机制、设立算法透明度标准、构建算法问责体系等，建立健全文化数据产权制度。文化数据作为新型公共资源，应建立包括数据采集、存储、使用、收益分配等环节的完整制度链条。构建文化安全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通过建立文化安全指标体系，实时监测文化领域风险点，形成分级预警和快速响应机制。

构建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创新创造生态体系。着力推动文化资源与科技创新的双向赋能，营造支持融合创新的制度土壤，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专业的企业孵化与加速体系，设立专项扶持基金，为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构建数字素养教育体系。将数字素养全面融入国民教育各阶段，完善职业数字技能培训机制，并实施全民数字素养提升计划，系统增强公民数字适应力与创造力。推动行业与企业将数字素养建设制度化，营造主动学习数字技能的社会氛围，积极建构崇尚数字素养的文化生态。

扩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数字化路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既体现中国特色又具备全球意义的叙事体系，建设多语种国际传播平台，善用社交媒体的网络传播效应，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精准传播系统；拓展文化触达范围，积极探索跨文化对话的数字化形式，增强文化传播的亲和力、感染力与共鸣感。

总之，数字时代建设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的文化，本质是“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面对算法治理、文化创新、国际传播和文化安全威胁等多重挑战，必须坚定文化自信，通过强化思想引领、完善制度保障、深化融合发展、提升主体素养、创新传播范式等举措，筑牢思想引领之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数字时代保持正确发展方向，充满创新活力，最终为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支撑。

（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构建的典范价值研究”（21EYA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张秀勤